在我国西北广阔的戈壁荒漠中,封存着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如莫高窟千佛洞、额济纳黑水城遗址,还有新疆罗布泊深处千年不腐的小河美女。
中国西北的一连串绿洲
由于历史变动,繁荣与衰退交替,环境恶劣
导致大量历史遗迹处于“封存状态”
(底图来自:shutterstock)▼
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南郊贺兰山中段东侧山麓洪积扇中上部,有这样一个地方,西面背靠高峻挺拔的贺兰山,东方面对奔腾不息的黄河,位置背风向阳,气象雄浑。在这片的风水宝地上,矗立着九座依照星象排布的塔形巨冢,历尽千年风霜雨雪而不倒。
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图片来自:tuchongshequ / 图虫创意)▼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安塞王朱秩炅看到这些巨大的古冢,写下了一首诗: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
那么,这些神秘的巨冢究竟是何人所建?“昔时王与侯”指的又是哪朝君王呢?
突然消失的文明
宁夏在我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中,存在感一直很低。人口不到七百万,仅仅高于环境恶劣的青海和西藏。但是不同于大众印象中西北的干燥与荒凉,宁夏曾是一个繁华的地方。
这些西北省份的人口基本取决于有多少农业区
宁夏虽然面积很小卡盟,但保有一个不小传统农业区
青海西藏很大但农业条件更差▼
黄河自青海发源,逶迤前行,经甘肃省由南向北流向宁夏,进入到南止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兰山的宁夏平原,形成了大面积的自流灌溉区。这里在黄河的滋养下成为了农牧业发达,风景优美的乐土。
真宏伟卡盟平台,黄河九曲唯富一套▼
隋朝尚书左丞郎茂曾经这样形容宁夏一带:“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时至今日,宁夏产的大米仍然是西北地区的重要粮食来源。
“江左”与“江右”不同
“江左”背后还有贺兰山保护
所以可以在漫长的黄河沿岸脱颖而出
(图片来自:google map)▼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八个部落逐步从西羌中分离出来,他们合称为“党项八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羌人,他们的血统中有鲜卑、汉等民族成分,是宁夏这片温润之地民族融合的现实见证。
党项各部内迁散居的地区,属唐朝所置“六胡州”区域宏伟卡盟平台,是安置粟特人、铁勒、突厥降户之地,也是党项、吐谷浑、室韦等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吐蕃、回鹘等族也因战争而长期在此驻防。
“六胡州”的位置并不稳固,曾多次变动
或者说,相比于位置,其实质是一种管理组织
其大致范围在黄河与无定河之间高原与荒漠地带
这里环境恶劣,定居城市也基本止步于区域以南
很适合安置各种各样的内迁民族▼
党项拓跋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中亚粟特人、漠北回鹘人、河西陇右的吐蕃人、阴山以南的契丹人、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等,都融合在党项部落中,在唐末形成了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文化凝聚力的党项民族。所以即使安史之乱后受到了吐蕃的统治,也没有使其再次分裂或消弭,反而激起了其民族意识。
这里是中原王朝在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
同时也是战争频仍的农牧过度地带
各类民族因各种原因汇聚于此▼
五代战乱后,党项占有河西之地,西起敦煌,东到黄河河套两岸,控扼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北地区国祚两百年、历经十二帝的地方民族政权大白高国,也就是中央王朝史书上著名的西夏国。
今天的银川市,也就是曾经西夏的国都兴庆府。
西夏疆域辽阔,核心地带在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
其地缘基础其实较为薄弱
(图片@图虫·创意)▼
从今天考古勘探出土的遗存来看,这个国家曾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辉煌璀璨的文明,崇佛尚礼,有自己的文字和独具一格的建筑和雕塑风格。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延续下来,党项民族和西夏这个国家,都在公元1205至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的那六次战争中销声匿迹,从此再不见诸史料记载。
西夏文-孙子兵法
(图片@宁夏档案馆)▼
西夏青铜法令(发送书信验证身份用)
(图片来自:wikipedia@Editor at Large)▼
如今通过史料分析和体质人类学的印证,党项遗民分散在如今的土、藏、汉、蒙古等民族中。当然,他们也已经遗忘了这段历史,这个历经九位皇帝的西北王朝似乎只是富裕河套一个来了又去的过客。
而贺兰山下的荒漠中,西夏旧都银川附近,还存在着一群巨大的坟茔,它们就是西夏大白高国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就在西夏向西的贺兰山脚下
(底图来自:google map)▼
沙漠中的神秘巨冢
1907年,一名来自俄罗斯斯摩棱斯克的考古学家来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他在这里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掩埋于风沙之中的王朝曾经存在。
黑水城遗迹(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附近)
(图片来自:客半山居 / 图虫创意)▼
这个探险家就是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有人称他为文物大盗,因为他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出了三千余件文物,几乎都带回了俄国;也有人称他为世界西夏学之父,发现了中国人自己都未曾注意到的西夏遗址,也让俄罗斯拥有了世界上最高造诣的西夏学。
1914年的科兹洛夫
(图片来自:wikimedia)▼
科兹洛夫的重大发现包括但不限于发现西夏文字,以及硕果仅存的汉-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影印
现在其实看懂西夏文了
(图片来自:wikimedia)▼
自科兹洛夫开始,民国时陆续有外国学者对其感兴趣。但因沙漠广袤而荒凉,他们并未发现西夏王陵。
然而让学者们疑惑不已的西夏王陵,却在一次施工开挖地基时偶然被发现了。后来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在贺兰山东麓发现数座形似金字塔的高大墓葬。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谁堆砌了这些神秘的土堆,一度认为它们不过是一批唐墓。唯有当地人口耳相传的传说中,“昊王墓”这个称呼在暗示着它们的西夏身份。
这让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西夏实际开国者李元昊...
(图片来自:wikimedia)▼
然而70年代通过对现场出土文物的鉴别,尤其是西夏碑文板块的发现,最终还是让专家们确认了这些墓葬中九座最为宏伟巨大的巨冢,就是西夏十二代帝王中九位的陵墓。而“昊王”,就是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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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夏陵遗址的勘探工作中,考古学家们开始对各个地标和残存的遗迹遗物进行测绘。不久有人惊讶的发现,高耸的九座陵区地面建筑,在图纸上构成了一个北斗星的图案。他们的陪葬墓,也是按各种不同的星象排布的,这更给西夏王陵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其实这里大大小小的地上建筑远不止九座
不过只有帝王规格墓葬带算得上是“王陵”
(图片来自:googe map)▼
西夏陵的发现,促进了中国西夏学的兴起。随着对西夏陵的深入研究,那段曾经不为人知的历史,也逐渐向人们铺展开来。
凝固的历史
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西夏王陵陵塔也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西夏建国之后,元昊对辽宋称臣,但在内却躲进小楼成一体,以帝制规模建造陵墓。西夏先后为元昊的爷爷李继迁、父亲赵德明建造了西夏陵的1号和2号陵墓。而规模最大的3号陵的墓主人,则是元昊本人。
其中规模最大的3号陵
(图片来自:googe map)▼
123号陵的陵塔高二十余米,源自于唐代的“积土为冢、改墓为陵”的帝王陵思想。但不同于唐代因山为陵的陵寝制度,从外观上看,西夏王陵更像是平地造山。这也是西夏文明独特性的写照,他们很善于在糅合汉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风格。
西夏陵塔的原貌并不是简单的塔形土堆,而是内部由夯土充实,外部有砖瓦木檐建筑的攒尖顶佛塔。
其实是有一层外壳的
(图片来自:katoosha / Adobe Stock / 图虫创意)▼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为吐蕃之地,吐蕃的佛教文化也随之传入,西夏皇帝一直尊奉藏族高僧也为佛教深入民心的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在西夏地域内,“浮图梵刹、遍满天下”,成为建筑一大景观。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图片来自:wikimedia)▼
西夏王陵采用的陵塔形制在佛教中的寓意是表示墓主人是转轮圣王,表现了一种中国帝王葬制与佛家瘗葬仪轨奇特的结合,以佛家纪念佛陀的宗教性为起源,与佛教传统建筑形式崒堵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相比大辽的佛塔,更粗更圆....
(图片来自:wikimedia@abelStone)▼
同样因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西夏人相信来世,把陵园修造得如同佛界宫殿一般。屋脊兽、摩羯、迦陵频伽等都是佛国世界的神灵,也是唐卡中神灵居住宫殿的装饰物象,用佛教艺术装饰陵区来世世界,也寄托了西夏王室对彼岸世界的期待。
西夏王陵建筑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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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塔,在佛教中则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塔的意象在佛教中有表人胜、令生信、为报恩三个方面,所以塔有佛陀生涯中最后大事涅槃的象征。涅槃是获得永生的渠道,是大多数中国古代帝王梦寐以求的目标,西夏皇帝也不例外。
从现有的出土遗物中推测,西夏王陵由内外神城、阙台、碑亭、献殿、角阙、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地面建筑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陪葬墓由神城、碑亭、封土等组成,有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些陵墓布列在5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气势宏大。
单座陵的微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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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特征,让西夏王陵与中原传统陵园相比,无论从形制、建筑、装饰,都别样而独特,气势恢宏,别具一格。如果将其复原,在景观和规模上,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可惜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却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到处残垣断壁,遍地破砖败瓦。这是因为经过蒙元的报复性破坏、后世的盗掘和西北风沙的摧残,外部砖木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内部的夯土结构依然挺立,在近一千个寒来暑往中守护着地下的先王。
似乎是女力士像的基座
(图片来自:wikimedia@abelStone)▼
然而劫难之余,那巍然高耸的陵台、形制独特的阙台等建筑遗址依然在顽强地证明着西夏陵昔日的辉煌,也为今天的宁夏留下了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余军
《西夏艺术的遗存、分类与价值》,汤小芳,宁夏人民出版社
《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千古之谜待揭开》,李作明,《地名猎奇》
《西夏王陵的现状综述及实行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吴悦